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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惟定教授丨我行·我述:参加“2019柏林能源转型对话”有感(上篇)

2019-04-28 13:22:24


我行·我述:

参加“2019柏林能源转型对话”有感


█ 同济大学  龙惟定


  柏林能源转型对话(Berlin Energy Transition Dialogue,BETD,以下简称“对话”),由德国联邦政府、德国可再生能源联盟(BEE)、德国太阳能协会(BSW)、德国能源署(DENA)和咨询公司eclareon联合倡议、主办和支持。每年一届,已经连续举办了5届。在过去的几年中,“对话”已成为能源部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重要国际论坛,来自各国政府和企业的高级决策者、工业界、科学界和民间社会团体会借此机会分享他们在安全的、负担得起的、对环境负责的全球能源转型方面的工作经验和想法。本届“对话”则有来自全世界90多个国家的2000多位代表参会,其中就有50多位部长和国务秘书(包括我国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林山青先生)。本次大会共举办了18场主题对话,并共有100多位发言者表达观点。


  “对话”的会议地点设置在德国外交部办公楼。4月9日的开幕式在德外交部Wettsaal大厅举行。根据目测,大厅可容纳约800人,但当天所有座位都保留给了政府官员、赞助商代表和贵宾。开幕式时座无虚席,两边通道站满听众。德国外交部长Heiko Maas先生、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部长Peter Altmaier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分别致辞。在开幕式上做主旨发言的还有爱尔兰前总统Mary Robinson女士、国家地理频道制片人兼摄影师Ami Vitale女士等重量级嘉宾。

                                

         

          德国外交部长Heiko Maas先生在BETD会场致辞





01

来自IEA与IRENA的最新分析


  令我印象深刻的开幕式主旨演讲中,一个是国际能源机构(IEA)执行主任法蒂赫∙毕若尔(Fatih Birol)博士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表示,全球经济增长在2017年达到接近4%的峰值,2018年放缓至3.6%,但2018年,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继2017年之后再次上升1.7%。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是受到过去十年能源需求增长的推动。过去十年也是历史上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时期。在这些排放量中,建筑业首当其冲,占了28%,并且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快速增长的建筑用电量。自2000年以来,建筑物的电力需求增长速度比电力部门碳排放强度的提高快了很多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0年左右将达到峰值,然后需要开始持续下降。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50年需要下降75%,才能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的要求。其中,要求建筑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速度最快,到2050年平均每年要下降6%,达到目前水平的八分之一。所以,毕若尔博士认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步伐和规模与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不符。


  与前几年的BETD一样,在本届“对话”中,IEA在德国政府的支持下,发布了《展望清洁能源转型——建筑的关键作用》的报告。报告指出,建筑物在能源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它们约占全球总能源消耗的三分之一,建筑物的使用寿命也很长,会影响能耗和碳排放50年或更长时间。该报告警告,预计在一些没有强制性建筑节能法规的国家会出现低能效建筑的爆炸式增长,其中一半将在21世纪30年代初期建成,并在未来几十年内锁定在低能效中。报告也指出,北美、欧洲和中国已经采用了强制性的建筑节能法规,印度正在努力扩大其现有法规,一些非洲国家正在努力制定法规。


  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第二个演讲,是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总干事弗朗西斯科∙卡梅拉先生的报告。卡梅拉先生刚刚上任履新便来到柏林。在BETD2019上,IRENA发布了2019版的《到2050的路线图——全球能源转型》报告。卡梅拉先生的演讲介绍了这个报告的要点,指出:①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电气化,可以立即开始大幅减少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它比基于化石燃料的替代品更便宜,降低了当地空气污染并增加了健康效益,带来了积极的社会经济效益,并将成为建立能源互联网、数字化经济和社会的关键推动因素,并能降低整体能源需求。②到2050年,电力将成为核心的能源载体,从现在占最终消费20%的份额增长到近50%的份额,从而使总电力消耗增加一倍以上。可再生能源将能够满足全球大部分电力需求(约86%)。电力需求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是超过10亿辆电动汽车的出现、电力供暖用电量的增加,以及可再生氢的利用。总体而言,可再生能源将提供三分之二的最终能源。③对于能源转型的每1美元投入,将会有3~7美元的回报。因此,可以减少对能源转型的政府补贴。到2050年,大约可以减少对能源部门的补贴10万亿美元。而且,政府补贴的重点将需要逐步改变,要远离电力和化石燃料(即供应侧),转而对工业和运输部门脱碳所需的能效技术和解决方案(即需求侧)进行补贴。④按照路线图,每年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该比今天的水平低70%。估计有75%的减碳量是通过可再生能源利用和电气化技术实现的;如果再加上提高能效措施,则该份额将上升至90%以上。与IEA一样,IRENA也指出在过去五年中,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平均每年增加1%以上。按目前各国的计划和政策,包括各国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将会导致2050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水平与今天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有可能使全世界在2050年后达到2.6℃或更高的温升。IRENA指出,从现在到2050年,每年的碳排放量需要减少约3.5%,并在此之后继续减少。与能源有关的排放必须在2020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⑤系统性的创新作为能源转型的关键推动因素至关重要。各国需要更多地关注通过数字化实现智慧能源系统、通过更大规模的电气化实现各部门(产业、交通、建筑)之间的耦合,以及融合到去中心化(分布式能源)的趋势之中。这种创新还需要扩展到技术之外,扩展到市场和法规以及电力部门和商业模式的新运营实践之中。


  在开幕式上,IEA和IRENA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强调这两个国际组织将加强合作,致力于为所有人提供安全、可负担的和可持续的能源。


    IEA执行主任Fatih Birol博士(左)和IRENA总干事Francesco La Camera先生(右)于4月9日在柏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资料来源:IRENA)


02


对话——“智慧城市”或应“知道”“响应”“决定”的



  4月9日下午的分组对话,我被邀请在“智慧城市”组。这一组的主持人是欧洲能源城市组织的主任Claire Roumet女士,嘉宾有阿联酋阿布达比能源部主席Marar先生、新加坡能源市场局对外关系主任Jonathan Goh先生、芬兰赫尔辛基市主管城市环境的副市长Sinnemaki女士、奥地利气候与能源基金首席执行官Vopel女士。顺便提一句,参加这次能源转型对话的各国能源部长、社会活动家、企业家和学者中有很多女士,表明全球女性力量在能源环境事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主办方为此还特地举办了一场女士代表的午餐会。


  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又集中了全球65%的能源需求,并产生70%的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从长远来看,城市面临着满足人口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的挑战,同时要确保健康、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生活条件。在此背景下,“智慧城市”必须在大型可再生能源部署和增强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实施能源转型。然而,每个城市都必须根据其具体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潜力制定自己的“智慧能源”路线图,同时考虑到地理和气候条件、人口密度、能源需求以及现有建筑和交通基础设施等众多因素。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城市的经济在确定其能源系统转型的现实机遇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讨论的背景。分组主要讨论了几个问题:①“智慧城市”的主要特点;②根据会议讨论并根据您自己的经验:应该定义哪些优先事项来发展“智慧城市”及理由;③针对中国情况,主持人问我,“您如何确保社会的大多数人能够参与到‘智慧城市’的概念中来?而他们不一定拥有必要的经济实力。能效在中国的‘智慧城市’概念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智慧城市”对话组


  分组对话中,本人表达了个人观点:

  (1)“智慧城市”是当今热点,它可以用“know”、“response”和“decide”这样三个词汇来表达。即,“智慧城市”能清晰地“知道”城市内外所发生的一切,能迅速地“响应”各种需求的变化和各种事件的发生,能明智地“决定”采用最小代价(包括最少的能耗)的解决方案,用最有效的方式创造方便、舒适、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环境。


  (2)“智慧能源”是“智慧城市”的核心。我新近读过一本书《智慧城市中的智慧能源——面向可持续未来的城市规划》[ Rocco Papa, Romano Fistola.Smart Energy in the Smart City - Urban Planning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ISBN 978-3-319-31157-9,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Switzerland 2016.],书中指出:城市系统中有两种熵,一种称为演化熵,是城市各个子系统在运行中由于系统失调所产生的能量耗散和损失;另一种称为发展熵,即城市利用能源驱动整个城市系统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如果城市各个子系统能够合理使用能源、能够有序运行,那么城市各系统的熵增最小,整个城市也可以以最小能耗向前发展,发展熵的熵增也会最小。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有赖于其能源的合理利用和能效的提高,也就是要聪明智慧地使用能源。所以说,“智慧能源”是“智慧城市”的核心。


  (3)针对第三个问题,首先我指出,中国的能耗中,建筑能耗的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只有20.6%。建筑的单位面积能耗也远低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人民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生活质量追求的提升,用能需求也在增长。我把城市能耗分成三类:①生产性能耗,即直接创造价值的能耗。②消费性能耗,人们通过能源消费满足生产过程之外的生活功能,消费性能耗又被称为“城市生活能耗(urban life energy)”;③民生保障性能耗,在城市生活能耗中,有一部分是维持人的健康和生存所必需的,例如医院的能耗、严冬里的供暖能耗、每周数次热水洗澡的能耗、公共交通能耗、街区照明能耗、给排水设备能耗等人民生活最基本的能耗需求。对于生产性能耗,是提高能效、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同时实行能耗限额和总量控制,主要责任在企业;对于生活性能耗,有些需要限制,如公务能耗,有些则需要引导,如居民生活能耗,主要责任在企业(提供高能效设备)和每位居民(行为节能);而民生保障性能耗,要在“保证”的前提下谈节能,更不能为节能而牺牲民生,主要责任在政府。我还提出,能源转型首先应该是经济转型。可以将高耗能产业的过剩产能浪费的能耗转移到民生用能中。例如,我国压减钢铁工业过剩产能所节约下来的能源,或可满足约10余亿平方米住宅建筑(在北京气候条件下)的供暖。因此,在中国改善民生、提高生活水平,可以不增加总能耗,更不会对全球碳减排形势产生影响。


  分组对话中,我还简单介绍了中国在提高建筑能效方面近年来所做的工作,比如,在一些城市建设了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要求能耗比较高的前25%建筑做节能改造,正在积极建设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等等。对话中,赫尔辛基副市长Sinnemaki女士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认为有些公共建筑的高能耗可能是因为它的功能改变或业务的需要,不能一刀切地要求企业一定要做建筑节能改造。


  对话中我也谈到中国南方住宅由于历史原因没有集中供暖,现在居民有强烈的供暖需求。一位听众建议可以考虑太阳能供暖。我也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我认为太阳能的能量密度低,在中国大多数高密度城市里比较难于推广。像上海,曾经要求6层以下住宅安装太阳能热水器,但现在的新建住宅已经基本没有8层以下的多层住宅了。而在有的住宅采用了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每个住宅单元共享一台集热器,通过储热水箱和循环水泵,单元一梯多户使用一个集中系统,但实践发现由于增加了输送能耗和管网蓄热装置的热损失,用户反而要比自家使用电热水器花更多的费用。所以,在高密度城市里利用可再生能源,需要解决空间和时间上的平衡问题,还需要各专业的协同研究。


  分组讨论中,赫尔辛基的女副市长令人印象深刻,她说下周就要大选了,不管能不能被选上,她都要继续为节能环保事业做贡献。追求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为了争取选票,而是她个人的理想和信念。